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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铮:在未来针对新会计准则的研究过程中,首先,研究的数字将不只局限在会计盈余一个数字上,而会涉及整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特别是新增加披露的内容。
其次,由于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除了信息不对称这一基础理论,以及在西方广泛应用的代理理论外,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应当是会计研究中考虑的理论源泉之一。
再次,新旧会计准则比较的“投资有用性”,以及新准则下的会计信息的“契约有用性”,特别是新准则实施过程中企业的会计选择,预期将会出现非常吸引人的研究成果。
最后,中国的产权法律保护不健全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两个制度性因素。
《中国会计报》:关于投资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的研究,主要指哪些方面呢?
孙铮:新会计准则认为财务会计的目标是“决策有用性”,这里的“决策”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投资决策和缔约决策。这属于会计基础研究的范畴。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中,有两类基础研究值得深入探索。
第一,与投资决策相关——投资者如何使用会计信息?特别是机构投资者和噪声交易者(非理性地根据似乎是真实的信息而实际是噪声信息开展交易的交易者)。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重要的会计信息需求者。他们相对于噪声交易者拥有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在会计信息市场上扮演信息分析专家和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因此,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加准确的会计信息分析能力。他们更多的是着眼于公司的未来,看重公司未来的价值,有利于股票价格向其真实价格靠拢;而噪音交易者更多的是关注短期行为,在对股票买卖决策中存在很多非理性的因素,使得股票的价格偏离其真实价值。
第二,与缔约决策相关——会计信息的生产与契约形式之间的相互内生关系,即一方面契约形式如何影响会计信息的生成,另一方面会计信息的特征如何影响契约的签订,以及不同层次契约对于会计信息需求的差异。就拿债务契约来说,债权人和企业签订债务契约,会设置很多财务会计指标,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如利息保障系数、股利的分配指标等,以求债务人的会计信息更加稳健;同时,债权人在签订契约前也会根据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来设置契约,如果债务人的会计信息质量比较差,契约的约束条款可能更细致等。